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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宏观 来源：高瑞东宏观笔记
一、迎接新时代的伟大变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这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2013年，划时代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总体擘画，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新篇章，实现改革由局部探索、破冰突围到系统集成、全面深化的转变。
彼时全面深化改革的提出，是为了适应国内外经济形势的新变化。国际方面，2009年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出重返亚洲战略，全面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内方面，我国经济进入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亟需摆脱粗放式、过度依赖投资的债务增长模式，寻求新增长动能。过去10年间，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成果，中国经济逐步向注重增长质量和效益平衡切换。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前我国再度站在关键时期，要坚持用改革开放这个重要法宝解决发展中的问题，才能应对纷繁复杂的国内外新形势。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自觉把改革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一是，逆全球化浪潮和贸易保护主义加速演绎，近年来发达国家纷纷实施“再工业化”战略，新兴国家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全球供应链体系迎来重构，对国内制造业体系形成一定冲击；二是，国内经济加速去地产化，土地财政退坡导致地方政府债务面临困境；房价下跌导致居民购房意愿和消费信心疲弱，负向循环链条尚未打破；三是，国内经济新动能发展仍显不足，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逐年下降，约束民间投资意愿；四是，人口总量达峰、老龄化加速、出生率下降等问题浮现，人口红利逐步走弱，长期将压低潜在经济增速，并加重财政负担；五是，发展不均衡问题突出，表现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阻碍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实现。
改革目标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完成时点上，“到二O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全会提出，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旨在为未来五年改革任务提前布局。
改革目标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和增强社会活力。全会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完成时点上，“到二O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全会提出，要总结评估“十四五”规划落实情况，切实搞好“十五五”规划前期谋划工作，旨在为未来五年改革任务提前布局。
二、改革思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系统思维推进改革步伐
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同样是一个系统工程。适应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全面深化改革，是一场深刻而全面的社会变革，是全方位、全过程、宽领域、多层次的复杂系统工程，必然要求更高水平的系统集成，必然要求更加注重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
只有运用好系统观念，才能对各种矛盾做到了然于胸，同时又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在整体推进中实现重点突破，以重点突破带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整体跃升。在各项改革领域中，经济体制改革是重中之重，其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能够为其他各方面改革提供强大牵引。
因此，全会指出，改革的发力点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的具体方向，是“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
改革的思路上，“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在改革过程中，要坚持五大原则，包括“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守正创新、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等”。
所谓系统观念，关键在于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包括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这五大关系在各领域改革方向上都有具体应用。
经济和社会关系，要求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一方面，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努力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社会治理，使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建设相辅相成。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进一步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具体边界，让政府“有形之手”和市场“无形之手”协调配合、相互促进。
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则是处理好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的平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要在全面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上，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促进共同富裕。
活力和秩序的关系，即改革既要激发创新活力，又要保持社会的和谐有序。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要充分释放全社会创造潜能，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加强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等。另一方面，又要维持社会稳定、有序和健康发展，全面依法治国。
发展和安全的关系，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要求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建设，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三、关注八大重点改革主线
本次改革共涉及14个领域安排，与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第一位，新增“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整体来看，更加重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高质量发展、创新体制改革摆在靠前位置，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
具体包括：1）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3）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4）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5）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6）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7）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体系；8）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9）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10）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11）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12）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13）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14）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
我们重点梳理与经济金融领域相关的八大主线，进行具体解读。
一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既“放得活”又“管得住”。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本次会议则强调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既要发挥市场机制来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又要宏观调控维护市场秩序、弥补市场失灵，这正是前述我们提到的正确处理“活力和秩序”的关系。
本次会议还强调“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旨在鼓励民营经济发展，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实现各种所有制经济共进共赢共同发展。“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意味着要破除妨碍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壁垒，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预计后续数据、劳动力、土地等要素市场的改革步伐将会进一步加快。
二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随着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内涵不断发展、实践持续深入，也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实践，使其更好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了推进新型工业化、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应该“怎么干”这一问题。
具体来看，全会明确了五个方面的具体改革方向：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制度，完善发展服务业体制机制，健全现代化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健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制度。
从方向看，新质生产力是推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要“因地制宜”，各地需充分结合各地比较优势，以防止在现代化产业升级中形成供给过剩和重复建设。领域上看，需要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进一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加强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优化基础设施布局、结构、功能和系统集成，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
三是，创新体制机制，深化教育、科技、人才机制改革。
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点明建立新型生产关系，重在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等生产要素活力，而这也将成为下一步体制机制改革的重点目标。本次会议再次强调，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机制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科技体制方面，需要在充分发挥政府在组织和协调全社会力量等方面优势的同时，破除妨碍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壁垒，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上的作用。
人才体制方面，需要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支持力度，加强新兴产业、未来产业人才和技能人才培育力度，建立与行业企业的良性互动机制。
教育体制方面，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现代化需要各方面人才，需要各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分类推进高等教育改革是应对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普及教育的必然要求。
四是，健全宏观经济治理，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
全会重点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化金融体制改革”。与十八届三中全会不同的是，本次全会将财税体制改革放在宏观经济治理的框架，与“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的理念相一致，意味着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将成为常态化。
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新一轮财税体系改革将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财税体制改革，既要解决短期内有效需求不足、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加大、债务风险上升的问题，也要关注实现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等长期目标。着力点和重心应当放在稳定市场主体预期，调动中央和地方、企业和居民等多方面积极性，实现效率和公平的均衡。
结合现实情况和紧迫性来看，本轮财税体制改革，将重点解决土地财政退坡后，地方财政收入下滑与支出刚性之间的矛盾，推动央地关系再平衡。一方面，健全地方税体系，补充地方财政收入。可能涉及消费税等税制改革。另一方面，加强中央的财政事权，减轻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和财政压力。同时，加强转移支付资金管理。2024年财政预算报告明确提出，“加强转移支付定期评估和退出管理，优化资金分配，研究建立完善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转移支付激励约束机制。”
同时，针对新人口形势，可考虑建立应对人口老龄化和高质量发展下的财税体系。全会指出“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一方面，为应对人口快速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压力加重，应适时推出延迟退休政策，同时加强提高国有资产划转社保的比例，鼓励第三支柱养老金发展；另一方面，为鼓励居民生育，应尽快出台系统性、综合性生育支持政策，通过加大生育补贴、完善托幼体系、加强住房保障等方式，降低生育、养育成本。
五是，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相较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全会落脚点在于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具体提出“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完善强农惠农富农支持制度，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未来改革的重心是，化解城乡二元结构，即破除户籍、土地对城乡流动的限制。
1）户籍制度改革方面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加速户籍改革进程，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2023年，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的落户限制基本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的落户条件有序放宽。二线城市陆续通过人才引进、租房、购房等方式放松落户门槛，部分城市开始实施“零门槛落户”政策。
但目前来看，户籍制度改革的效果仍然滞后于城镇化发展。截至2023年，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8.3%，明显低于同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66.2%，这意味着仍然有2.5亿非户籍人口尚未在城镇落户。表明落户意愿与落户门槛之间存在矛盾，与部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落户尚未放开、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不足、城乡双向流动渠道尚未打开等因素有关。
考虑到中国人口形势的变化、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需要，应进一步放开落户限制，消除城乡流动障碍。国务院提出，到2035年基本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这就要求，一方面加强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以常住人口配置相应的基本公共服务，使户籍回归到人口信息登记的功能本身；另一方面，鼓励更多城市进一步放宽农民工落户条件，让有意愿的进城农民工在城镇落户，推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2）土地制度改革方面
我国以往的土地要素配置是以计划调节和行政管理为主，造成了长期以来城乡之间、城市内部、以及东中西部的土地供给与人口流动趋势相背。因此，土地制度改革方向是推动土地资源从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加强土地配置效率，同时也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促进乡村建设。
未来改革方向或有以下几点：一是，扩大农村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二是，扩大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范围，加强土地资源利用效率。三是，新增建设用地指标向优势地区倾斜，打破增减挂钩指标跨省份流转的限制，增强土地要素对优势地区高质量发展保障能力。
六是，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要放宽投资准入，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扩大内陆沿边开放”，在10年间逐步落地见效，自贸试验区已推出7批22个，片区与扩展区覆盖了全国2/3省份，“一带一路”合作从亚欧大陆延伸到非洲和拉美，我国已经同150多个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均居世界前列。
全会明确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体制改革，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
相较于十八届三中全会，本次会议更加强调“制度性开放”和“体制改革”，这一方面要求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包括我国正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和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另一方面强调从体制机制的角度，提升外贸、外方投资和对外投资全方位的开放能力，以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此外，会议提及完善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一带一路”在过去10多年取得了亮眼成绩，要继续依托“一带一路”优势，扩大海外市场，强化制造业大国优势。
七是，民生领域，将完善收入分配改革摆在首位，服务于扩大内需、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目标。
十八届三中全会具体提出，“要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本次全会提出，“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就业优先政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其中，将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摆在首位，主要是应对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劳动报酬占比较低的问题，通过增加居民收入，既能解决短期扩大有效需求，也能促进共同富裕长期目标的实现。同时，新增“健全人口发展支持和服务体系”，旨在应对出生人口下滑、老龄化加速的时代背景。
八是，生态文明方面，强调“绿色低碳”发展模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加快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通过制度体系建设，加快污染防治、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更好地实现绿色发展。
本次全会要求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倡绿色低碳发展模式。新能源行业发展、传统高耗能行业升级改造依然将成为未来一段时期内的产业发展趋势。全会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要完善生态文明基础体制，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健全绿色低碳发展机制”。
近年来我国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在此过程中，大力推进国内经济结构、能源结构、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光伏、风电、锂电等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快速发展。同时，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是我国落实《巴黎协定》的长期使命，近年来我国持续通过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等方式，积极建设性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四、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节奏不及预期，国际地缘政治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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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瑞东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董事总经理，早稻田大学经济学博士，中国财政部金融人才库专家，中国金融四十人青年论坛会员，中国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曾任职于中国财政部中美经济对话领导小组办公室、OECD经济部、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专注全球和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市场研究。2023年10月参加国务院总理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对经济工作建言献策。
赵格格
中国人民大学数学学士，北京大学金融学硕士，6年宏观研究经验，聚焦实体经济、人口问题及中美关系。在《Economics Letters》、《中国金融》等发表文章多篇。对古代经济史、地缘政治博弈尤感兴趣，通过缜密推理，不断提升对社会运转本质的认知。
王佳雯
英国剑桥大学金融与经济学硕士。8年证券研究工作经验，专注货币政策和流动性，财政政策和地方债务，资产配置领域研究。在《中国货币》发表多篇文章。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经验，具备基本完善的宏观利率研究框架和视角。
刘星辰
上海财经大学数学学士、数量金融硕士，4年宏观研究经验，聚焦实体通胀、财政政策等主题。本硕期间均荣获国家奖学金，擅长通过底层数据挖掘、推演、论证宏观问题，在《中国金融》、《中国改革》等期刊发表文章多篇。
査惠俐
上海财经大学理学学士，上海交通大学应用统计学硕士，曾获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学生、上海交通大学优秀毕业生等荣誉。聚焦资产配置方向，致力于从数据中挖掘潜在有价值的信息，定性与定量结合进行资产配置研究。
周欣平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士，曾获中国人民大学优秀毕业生、院优秀学位论文等荣誉。聚焦美国GDP拆分与预测、零售数据、非农数据，研判海外经济趋势，探究货币政策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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